台灣現階段許多政府因應民情所擬定的政策需要民間團體的協助支持，或是透過民間團體到達服務的對象，形成政府、民間團體、民眾的三角關係。愛滋議題亦然，因應愛滋疫情及感染者照護，政府與愛滋民間團體、感染者(民眾)形成彼此協助、依賴的局面，感染者需要政府提供治療與照護的政策，政府需要民間團體協助接觸感染者，民間團體需要服務感染者及獲得感染者的支持。
但近日「愛滋的三角關係」產生質變，在愛滋醫療公務預算不足的情況下，政府疾病管制局強制推動愛滋醫療部分負擔的政策，要感染者就醫時比照健保制度收取部分費用，這樣才不會讓愛滋議題特殊化，表示邁向平權，也要感染者為自己的疾病負責，花錢就醫可以比較有尊嚴，如果不通過部分負擔，甚至不排除不引進新藥、要對開高藥價的醫師進行調查。
但愛滋醫療的現況又不屬於健保範疇，這「比照」的法源依據不明，費用標準及是否保證日後不提高費用，政府也不敢保證，且政府限定愛滋指定醫療機構多為區域級以上醫院，搭上高藥費，對於無力負擔治療費用等學生、受刑人等恐造成就醫權利受限而中斷治療，這方面的配套措施不足、且對疫情造成的衝擊不可不慎！這杯水車薪的錢怎能因應不斷增加的感染人數，站在服務感染者的立場，愛滋民間團體組成愛滋行動聯盟連續的對政府提出質疑，並主動辦理公民論壇、感染者意見交流會，發起聯署、臉書串連等，希望部分弱勢感染者的就醫權利可以得到照顧，感染者的意見政府可以聽見，但雙方的「交火」似乎越演越烈。
在最近一次政府召開討論部分負擔原則的會議中，有中產階級的感染者甚至對愛滋民間團體表達不滿，認為政府有提供免費治療已經是德政了，如果部分負擔一些也屬合理，反怪民間團體為何要阻擾，至此，形成三方互相指責、恐嚇的循環畫面。
事實上，三方也各自處於兩難的處境，政府得想盡辦法開源節流因應公務預算赤字，卻也得冒著疫情可能爆發的風險。而愛滋民間團體為了感染者的權益與政府若交惡，可能影響將來與政府的夥伴關係，甚至於推動感染者照護的補助經費。感染者一方則想為自己的權利發聲，除了擔心自己的身分曝光，卻也擔心萬一惹惱政府會不會完全不給藥吃，甚至於政府恐嚇不進新藥。三方各自想為愛滋疫情負責任、想各司其職，卻變成無利空轉、交相指責，這循環可以逆轉嗎？
根究其由，三方的基本立場均為防治愛滋疫情，及已感染者獲得醫療及照護，但，是什麼讓三方變成以上的局面？最顯而易見的就是經費不足，不禁令人懷疑，政府如何看待愛滋疫情議題？美國的歐巴馬總統上任時即對愛滋議題發表政策宣言，反觀台灣的馬英九總統、行政院吳敦義院長、新任的衛生署邱文達署長對愛滋議題的看法又是什麼？當分配公務預算時，是否可以大幅支持愛滋防治費用，讓已感染及未感染的民眾都能免於愛滋的威脅？再者，錢不夠也凸顯出對愛滋的烙印與歧視依舊存在，政府處罰被感染的這群民眾，也忽略弱勢感染者的權利，甚至認為愛滋民間團體不足以為感染者代言，而感染者不敢為自己的權利公開現身發聲，只好默默認栽，或是當個歌功頌德的好民眾。這三角難題處境顯見，台灣離愛滋去汙名的目標還差距甚遠！
行筆至此，心中想見的是，希望在100年疾管局可以不要行險貿然推行部分負擔政策，可以看見國家高層的愛滋政策及呼籲，民眾展現對愛滋議題的關懷與接納，感染者可以自在現身及生命免於被威脅，期待有三角難題解題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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