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報 http://pots.tw/node/7636
愛滋大遊行的預言書
陳韋臻 — 週四, 2011-03-10 21:25
文／陳韋臻
你/妳有B肝帶原嗎？你/妳只要聽說哪些行業一旦要員工體檢B肝，你/妳就嚇得不敢去面試，導致空有一身技能，卻連自己都養不活？你/妳是否焦慮、憂慮一旦將B肝帶原者的身分出櫃，就會被朋友絕交、老闆資遣、夫妻離異，連醫院都拒收，過著廣告裏說的黑白人生？
在每六人就有一名B肝帶原的台灣，這段問句在今天聽來已如天方夜譚，大可嗤笑略過。但真相是，不過在2004年，台灣的疾管局才正式保障台灣B肝患者的工作權，破除了今天B肝帶原與患者百萬人爭工大遊行的可能。
然而，當我們將上段問話轉向HIV帶原時，結果卻大不同。一樣是透過體液、血液傳染的HIV病毒，管他游泳、進食、睡覺還是工作都不會傳染的愛滋病，直到2011年的今天，仍舊連出櫃的空間都沒有，何況工作權！想想B肝，想想愛滋，疾病的隱喻真的該到此為止了。
大樓管理員、果菜搬運工和彩妝師的黑白人生
「我覺得很對不起我自己……」這句話，是年輕的A先生說的。坐在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的溫馨小沙發上，23歲的他，看上去可口到我這個女同志幾乎都為之傾倒，難以理解為何原本彩妝公司忍心要他離職，就只因為HIV呈陽性這個瞎到極點的理由？
採訪前一天，A先生才在愛滋權促會的幫助下，到台北市衛生局參加申訴會，申訴原因是去年八月，因為公司體檢項目要求包括愛滋篩檢項目，他詢問過醫院的愛滋個管，確認沒有問題後，誠實繳交給公司，卻在隔天立即被要求離職，並被迫簽下自願離職單，主管提供他寫下的離職理由是「身體不適」。
從大學就學習彩妝相關科系的A先生，畢業後兩年內持續從事彩妝業，轉換公司後卻突然遭遇此事，無法繼續發揮所學所能，被迫轉換跑道，是A先生說「我覺得很對不起我自己」的原因。「現在在做手錶和鑽石的行業，因為不敢回去彩妝業，不曉得人家會怎麼說你，連同一地區的工作也不能做，甚至我以前生活圈的朋友也都是彩妝業的，現在都不敢找，工作休假時，也不敢再去同一區做休閒活動……」
如同A先生能上網尋找支援，向地方所屬衛生局提出申訴，從2008年開始有申訴管道後，不過四到五例。然而實際上，愛滋感染者工作權被剝奪的案例，卻是愛滋權促會接受民眾申訴的前三名。其中比例的懸殊，就如同台灣諸多因性/別氣質在職場上被歧視的現象，即使有法律明文保障，卻始終難以落實在真實生活底下，導致法律保障始終看得到吃不到。
再加上衛生署的被動姿態，台灣愛滋病患的工作權，始終僅能合法存在於不見天日的法律條文裡，權促會的社工張正學對此憤怒地說：「這個申訴流程，是在2007年修法（『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後才產生的，但衛生署從來都不對各種公家機關或民間單位說明申訴流程，導致極少的案主使用，甚至在之前，衛生署不給我們最後判決公文，還要求我們跟資方私下和解，不希望我們提申訴！即使最後確定有歧視之實，衛生署也會用行政裁量權，不處罰資方！」
因此，更多的情況是，許多愛滋患者每每知道新公司體檢項目包含愛滋篩檢時，便自動消失，或者四處打聽某某公司的體檢項目內容。體檢，成了愛滋感染者求職的最大門檻，紅絲帶基金會的個案大胖就說：「我不敢去找大樓管理員的工作，聽朋友說他們會要求做抽血……」他們身旁的資源缺乏，導致聽見「抽血」就惶惶誤為愛滋篩檢。如權促會林宜慧提到的，連果菜搬運工都被要求體檢愛滋篩檢，「基本上現在是公司想驗就驗，沒有明確條文可循，而即使現在規定愛滋篩檢結果不能交給資方，但當其他人都正常繳交後，你不交給公司彷彿就等於宣稱你是愛滋感染者了。」
從捐血到就醫，通通有罪
台灣自1984年發現首例愛滋感染者到去年，已屆滿25年，台灣似乎早已進入愛滋平權的時代了，但實際上攤開帳本一看，無論是今年年初爆發的桃園縣職訓拒絕愛滋患者事件、愛滋醫療權益不保，以及日前愛滋捐血者被以「過失傷害罪」起訴的案件，通篇都在嘲笑2011年台灣的平權假象。與權促會宜慧提起「過失傷害罪」的捐血案主，宜慧先是哀傷而不忍地說：「他已經快崩潰了。」回溯這起案件，捐血者每三個月就自行參與愛滋篩檢，始終未檢測出愛滋帶原，而今，被認定意圖以捐血篩檢愛滋起訴。
宜慧憤怒地說，台灣血液基金會篩檢愛滋的酵素免疫法（EIA），空窗期長達21天，然而各國先後採取的NAT篩檢方式（血液核酸擴增檢測法），能將空窗期大幅縮減到5天以下，但血液基金會始終不肯採用，只會要捐血者「摸摸自己的良心」，從外勞、性工作者到同性戀，都沒有捐血權。「這個狀況就像國家不肯實施產檢，只會要求可能有遺傳性基因的人自己別生子！整個邏輯就有問題！」
除此之外，日前傳出衛生署即將要求愛滋患者自行負擔部份醫療費用的消息，也引發了愛滋團體的大量關注。「部分負擔！我感冒就醫不是也有，為什麼愛滋患者不用？」這約莫是大部分人聽聞此消息的第一反應。然而，真正理解了愛滋患者就醫的環節真相，才理解問題恐怕不是出在「部分負擔」四個字上。
曾經在全民健保年代（1994-2005），愛滋醫療費用一直包括在健保的重大傷病項目底下，直到2005年一群醫師出面抗議愛滋醫療費用拖垮健保制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將愛滋除名後，愛滋醫療費用便交由衛生署疾管局編列公務預算。而在此情況底下，愛滋患者拿著健保卡可是無法就醫的，必須出示「全國醫療服務卡」才能在指定醫院就醫。換句話說，特殊身分由特殊卡片標誌之外，公務預算每年總不肯編足，必須動用到第二預備金與菸品健康捐的狀況底下，愛滋患者的就醫權始終被政府機關置於懸崖邊，沒有法源沒有後援的狀態底下，一旦首開要求部分負擔後，未來愛滋就醫患者究竟會被索求多少「負擔」，端視台灣政府願意編列多少公務預算而定。可笑的是，2005年抗議愛滋醫療費用過高，當時健保局副局長李丞華預估五年內，愛滋病患將累積到近三萬五千人，但實際上迄今維持在兩萬人；何況，在愛滋除名的六年後，全民健保黑洞依舊每況愈下。
而在這樣的「公務預算」下（民國100年編列共一百四十五萬預算），台灣愛滋患者的就醫權益大受打擊，不僅只有三十所左右的指定醫院，連愛滋指定醫院都會產生拒診的情形，根據愛滋權促會統計，醫療權益申訴也是申訴統計第三名，「很多人送到醫院去，或者到醫院就診時，不管是不是愛滋病治療，只要醫生知道你是愛滋患者，就可能要你轉診或到別處就醫。之前我們到成大物理治療學系講座，他們學生大多數都『覺得自己沒有能力治療愛滋患者』，不過是物理治療而已！」
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愛滋患者早已脫離了高危險、低生存率的年代，卻依舊成為遮掩的瘡疤，疾病以其隱喻之能，操作恐慌並行暴力。台灣社會沒有產生B肝大遊行，但也許不需再個十年，愛滋大遊行即將成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